早在1970年代中期，张忠谋还在德仪工作时就思索过一个概念：创立一家半导体公司，生产客户设计的晶片。当时，像德仪、英特尔、摩托罗拉等晶片公司大多生产自己设计的晶片。1976年3月，张忠谋向德仪的其他高层建议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他向德仪的同仁解释，「低成本的运算力，将打开许多新应用，是目前的半导体所无法支援的」，为晶片创造出新的需求来源。晶片很快就会运用到所有领域，从手机到汽车再到洗碗机，无一不包。
他认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缺乏生产半导体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比较希望把晶片制造外包给专业厂商。此外，随著技术的进步与电晶体的缩小，制造设备与研发的成本将会提高。只有生产大量晶片的公司才具有成本竞争力。
然而，德仪的其他高阶主管并未被他的概念说服。当时是1976年，每家设计晶片的公司都有晶圆制造厂，但张忠谋张预测「无晶圆厂」（fabless）的公司很快就会出现。那时德仪的获利很好，所以押注在还不存在的市场是很冒险的做法，所以那个概念后来不了了之。
但张忠谋从未忘记晶圆代工的概念。他认为，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概念正渐趋成熟，尤其是在康维与米德的晶片设计革命，使晶片设计与晶片制造的分离变得更加容易以后（他们认为那将为半导体业创造出一个古腾堡时刻）。
台湾也有一些电子工程师抱持类似的概念。1980年代中期，协助管理台湾工研院的史钦泰曾邀请米德来台湾分享他对半导体业的古腾堡构想。因此，晶片设计与晶片制造分离的概念，在李国鼎开出空白支票请张忠谋来打造台湾的晶片业以前，已经在台湾酝酿好几年了。
李国鼎履行了承诺，为张忠谋起草的商业计画筹集资金。台湾政府为台积电提供了48％的创业资金，唯一要求的条件是张忠谋必须找一家外国晶片公司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德仪与英特尔的前同事都拒绝了张忠谋，摩尔告诉他：「你提过很多好主意，但这个概念不算。」不过，张忠谋说服了荷兰的半导体公司飞利浦出资5800万美元，并转移其生产技术及授予智慧财产权，以换取台积电27.5％的股份。
其余的资金是向台湾的富豪募集，他们是被台湾政府「要求」投资的。张忠谋解释：「通常是政府的部会首长打电话给台湾的企业家，请他投资。」政府请台湾几个最富有的家族出资，这些家族拥有专门从事塑胶、纺织、化工的公司。
一位企业家与张忠谋会面三次后，拒绝投资，台湾的行政院长直接打电话给那位吝啬的企业家，提醒他：「过去20年，政府一直对你很好，你最好现在就为政府做点什么。」张忠谋成立晶片代工厂的支票很快就到位了。政府也为台积电提供丰厚的税赋优惠，确保该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做投资。打从创立之初，台积电就不是一家真正的民营企业，而是台湾政府的专案。
台积电早期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与美国晶片业的紧密关连。该公司的多数客户是美国的晶片设计公司，许多高层员工曾在矽谷工作。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台积电有一半的业绩是来自美国公司。与此同时，台积电的多数高阶主管都在美国的大学拿过博士学位。
这种共生关系让台湾与矽谷双双受惠。在台积电出现以前，几家主要位於矽谷的小公司曾尝试在晶片设计方面开创事业，它们把晶片制造外包，避免自己建造晶圆厂的成本。这些「无晶圆厂」的公司有时能说服有闲置产能的大型晶片制造商来生产他们的晶片。
然而，大型的晶片制造商有自己的生产计画，这些小公司面对大厂时一直处於次要地位。更糟的是，它们始终面临一种风险：生产伙伴可能窃取他们的设计概念。而且各大晶片制造商的制程略有不同，它们也必须掌握那些差异。不建造晶圆厂可以大幅降低创业成本，但依赖竞争对手制造晶片始终是一种有风险的商业模式。
台积电的成立，让所有的晶片设计公司有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张忠谋承诺台积电永远不会设计晶片，只专注於制造晶片。台积电不与客户竞争，只要客户成功，台积电就会成功。十年前，米德预言晶片制造业会出现古腾堡时刻，但有一个关键差异。当时的德国印刷商曾试图垄断印刷业，但失败了。他无法阻止他的技术在欧洲迅速传播，让作家与印刷店都受益。
在晶片业，张忠谋的代工模式藉由降低创业成本，促成了数十家新「作者」，也就是无晶圆厂的晶片设计公司，这些公司把运算力嵌入各种设备中，藉此改变了科技业。然而，「创作」的普及与数位印刷术的垄断是一起发生的。晶片制造的规模经济需要不断的产业整合。
哪家公司生产的晶片量最多，它就有内在的优势，可提升良率，并把资本投资的成本分摊给更多的客户。台积电的事业在1990年代蓬勃发展，其制程不断地改进。张忠谋想成为数位时代的古腾堡，最后他的影响力是更加地强大深远。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张忠谋、台积电，以及台湾正逐渐主导世界最先进晶片的生产。
本文摘自天下杂志出版《晶片战争：矽时代的新赛局，解析地缘政治下全球最关键科技的创新、商业模式与台湾的未来》
(20230401研究部引用)
